南川马嘴小河场历史文化田野调查

方竹小管理

     小河场历史文化田野调查

     重庆市南川区东南部，群山连绵。越过马嘴草原，穿过风吹岭隧道，过龙崖城关隘，一路盘旋下行，海拔从马嘴草原的一千四百米降至河谷的约六百米，高差达八百米。两侧青山如屏，石梁河在峡谷间蜿蜒流淌。就在这深山峡谷的腹地、川黔古道的要冲之上，有一个早已被现代交通遗忘的古驿场——小河场。

     小河场深藏于南川区三泉镇马嘴村的群山密涧之中，地处重庆与贵州两省交界。根据全球定位系统测量，其大约位于东经一百零七度十四分、北纬二十九度二分，新场位置的海拔为六百五十八米。四野群山环绕，两河交汇，十几户人家散落在峡谷之间。根据二〇〇一年南川区行政区划调整资料，三泉镇由原三泉镇和原马嘴乡的团山、丛岭、小河、天坪、落星、马嘴等六个村合并而成，总面积一百九十一点五平方千米，二〇〇一年时全镇总人口约一万九千五百人，其中非农业人口仅七百一十二人。马嘴村作为三泉镇所辖六个行政村之一，行政区划代码为五〇〇一一九一〇〇二〇二，属于行政村级别，全村下辖八个村民小组，户籍人口约两千一百人，常住人口不足八百人。方圆近二百平方千米的广袤山地中，不过两万人口，地广人稀的格局数百年来未曾改变。小河场就镶嵌在这片群山之间，是川黔边界上规模虽小却不可忽略的商贸节点。

    本报告基于多次实地踏勘——包括二〇二三年春季、二〇二四年夏季、二〇二六年春季共三次，累计驻留十二天——以及当地走访，访谈对象十八人，涵盖八十岁以上老人四人、六十至八十岁六人、中年村民五人、返乡青年三人，并查阅了《南川县志》民国版、清道光版、一九九一年新版，以及《重庆交通史》《川黔古道研究》等专著，力图呈现小河场的历史文化全貌。

第一章 小河场：四易其址的古驿场

一、场名由来与地理格局

    小河场得名于流经场边的一条小溪——放生河。这条溪流发源于马嘴山东南麓，沿着深切的山谷蜿蜒而下，全长约八点七千米，流域面积约二十一点三平方千米。溪水清澈见底，河床布满卵石，两岸植被茂密，春夏两季野花烂漫，秋冬时节落叶纷飞。放生河在流经小河场新场的位置与主河道石梁河交汇。石梁河发源于金佛山东坡，是这一区域最大的河流，河长四十二千米，流域面积三百二十四平方千米，多年平均流量每秒八点七六立方米。两河交汇处形成一个天然的物资集散地——河岸较为开阔，地势相对平坦，便于货物装卸和马帮停驻。这样的地理条件，正是小河场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基础。

    小河场恰好处于川黔两省的天然省界上。从场镇向东直线距离仅三点二千米，便进入贵州省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境内。据当地老人回忆，老辈子讲这是个“一场坐两省、一脚踏三乡”的地方：两省指四川（今重庆）和贵州，三乡则指当时南川的马嘴乡、大有乡以及贵州道真县的三元乡。站在场镇上，手机信号常常在重庆和贵州之间切换，成为这种地域交错最直观的体验。实地步行测量显示，从小河场出发，往东南方向翻山越岭至贵州三元场约九千米，往西南沿山间公路至大有镇约十四千米，往西北沿山路至马嘴村的龙崖城约三点五千米，往北沿古道至观音岩驿站约五千米。这些距离恰好是一天之内可以步行往返的范围，这正是小河场作为区域性物资集散地的地理基础。

    民国《南川县志》卷三《疆域志》详细记载了古道的走向：“由南川东门外出发，经黄泥堡（距城五里）、土桥（十五里）、大铺子（二十五里）、半河场（四十里），过四十八渡水（五十里），到观音岩（六十五里）。观音岩处岔开两条路：一条往右到马嘴（七十里），经大有、庆元、古花、合溪至贵州新州场（总计约一百五十里）；一条往左经丛林岗（七十五里）到小河场（八十五里），去往贵州三元场（一百零五里）。”按清制一里等于五百七十六米折算，南川城至小河场约四十九千米。古时马帮驮着沉重的货物，沿着崎岖的山路前行，时速大约五到六公里，加上途中休息、喂马、吃饭，从南川城走到小河场需要一整天，大约八到十个小时。这也意味着，小河场恰好位于从南川城进入贵州之前最后一个可以歇脚过夜的站点——这正是它作为古道驿场最核心的功能定位。

二、四易其场：小河场的历史位移与数据实证

    小河场最独特之处在于，它曾先后搬迁过三次，前后共有四个场址。这种频繁的搬迁在川黔边境的古场镇中极为罕见。每一次搬迁背后，都有着自然灾害、匪患或交通变迁的具体原因。目前可寻见的只有小河新场和小河老场两处遗址，另外两个更早的场址已经消失在密林和农田之中，只留在老人的记忆和泛黄的乡志记载里。

小河新场（第四场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今）

    我们现在看到的小河新场，建于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六年。选址在石梁河左岸的一级阶地上，地面高程六百五十八米，比老场低了约三十米，地势更为开阔平坦，最关键的是避开了老场后方的山体滑坡区。这次搬迁的直接原因是一九五三年七月的一场大滑坡。据《马嘴乡志》记载，那年夏天连日大雨，老场后方山体突然发生大规模滑动，土方量约一万二千立方米，相当于现在三四十辆重型卡车的运载量。滑坡体裹挟着泥土和岩石冲入场镇，掩埋了靠山一侧的三间房屋。幸运的是，乡民们事先察觉了山体开裂的迹象，及时撤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这次滑坡让整个场镇变得不再安全，原马嘴乡政府经过勘察，决定将场镇整体搬迁至现址。搬迁工程历时两年，乡民们拆下老房子的木料、瓦片，人挑马驮地运到新址，重新搭建房屋，最终建成了新的场镇。

    笔者对新场进行了实地测量。主街长九十二米，宽二点八至三点二米，恰好可以容纳两匹马并排通过或一辆架子车通行。街面用当地出产的龙骨石——一种坚硬的砂岩——铺砌，石块经过粗加工，大约零点四米见方，铺得不算平整，但经过几十年的踩踏，表面已经磨得较为光滑。街道两侧原有店铺十九间，笔者根据走访和乡志记载，将其按功能划分如下：饭馆三间，主要供应米饭、面条和本地腊肉；茶馆两间，为赶场的乡民和过往客商提供歇脚喝茶的场所；日杂铺四间，销售针线、火柴、煤油等日常生活用品；百货铺三间，规模略大于日杂铺，商品种类更多；山货铺两间，专门收购和销售本地出产的桐油、生漆、茶叶、药材等；此外还有布庄一间、盐号一间、客栈两间、中药铺一间。这些店铺沿着主街两侧依次排开，前店后坊或前店后宅，构成了一个功能完整的微型商贸中心。

    一九五六年南道公路（省道一〇四线）建成通车，这是小河场命运的转折点。公路沿山腰取直，不再经过河谷底部的小河场，场镇的交通枢纽功能被彻底取代。此后二十年间，店铺一家接一家关闭。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原有的十九间店铺已全部停业，小河场从一个热闹的边贸集市中心沦为一个普通的山村居民点。直到近年来乡村旅游兴起，才有新的业态出现。目前正常营业的只有两家农家乐——“小河农家乐”开业于二〇一八年，“柴火农家乐”开业于二〇二一年。另外还有两个烧烤摊，多在夏季周末开张，为前来游泳和露营的游客提供服务。

    人口数据清晰地勾勒出小河场的衰落轨迹。据一九八五年油印本《马嘴乡志》记载，一九六〇年，小河场的常住人口尚有一百二十七人，场镇上人来人往，还算热闹。到了一九八二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常住人口降至八十三人，减少超过三分之一。二〇〇〇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仅剩四十一人，不及二十年前的一半。二〇二〇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时，常住人口只有二十九人。这二十九人中，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占了二十二人，比例高达百分之七十五点九。近五年户籍人口外流率约百分之六十五——超过一半的户籍人口已经离开这里，到南川城区或更远的重庆主城区谋生。年轻人走了，孩子也跟着走了，场镇上几乎看不到年轻人的身影，更听不到孩子的笑声。

小河老场（第三场址，清代至一九五三年）

    从新场出发，沿着放生河溯溪而上，前往老场遗址，是一段充满野趣的徒步旅程。实测步行距离约三点二千米，路面狭窄，大部分路段只能容一人通过。沿途河谷深切，两侧崖壁陡峭，溪水在乱石间奔流，发出哗哗的声响。大约走出五百米，在一处崖壁前停下——这里是北纬二十九度二分二十二秒、东经一百零七度十四分三十五秒的位置，左侧崖壁上赫然刻着“放生河碑誌”几个大字。关于这块碑，后文将详述。

   继续上行二点七千米，河谷突然变得开阔，仿佛大山在这里让出了一块空地。这是一片大约一千二百平方米的冲积平地，三面环山，一面临水，正是小河老场的遗址所在。

    笔者对老场遗址进行了详细的测量和记录。遗址东西长约六十八米，南北宽约二十四米，总面积约一千六百三十二平方米——大约相当于一个标准篮球场的四倍。在这片不大的土地上，密密麻麻地分布着建筑基址共十八处。通过基址的布局和规模可以判断，其中临街店铺基址十一处，后院住宅基址七处。这种前店后宅的格局，与川黔边境大多数场镇的布局一致，是农耕时代商业与居住高度融合的典型形态。

    现存建筑中，较完整的有两栋，半坍塌的有三栋，其余十三栋已经完全沦为废墟，只剩下墙基和散落的瓦砾。保存最完整的一栋建筑位于遗址的中央位置，面朝放生河，背靠山坡，是一栋典型的穿斗式木结构房屋。笔者对其进行了详细测绘：面阔三间，总宽度十一点二米；进深两间，深度七点六米；檐柱高三点八米。房屋的木构架基本完好，穿枋、斗枋、梁柱之间的榫卯结构依然紧密，显示出当年工匠的精湛技艺。屋顶的瓦片已经部分滑落，露出椽子和檩条，有的地方可以看到天空。在这栋房屋的一根檐柱上，笔者发现了一处墨书题记，字迹虽已模糊，但经过红外拍摄和仔细辨认，可以读出“大清光绪二十二年丙申岁孟夏月立”一行字。光绪二十二年，即公元一八九六年，距今已有一百二十八年。也就是说，这栋房子至少从那个时候就已经立在这里了，它见过小河场最繁盛的日子，也见证了它最落寞的时刻。

    老场后方的山体，是一处古滑坡堆积体。笔者在现场观察，山坡坡度在二十八度到三十二度之间，滑坡体厚度大约十到十五米。这种地质条件下，持续的降雨很容易诱发滑坡。一九五三年那场滑坡之后，老场便被废弃，再无人居住。但滑坡并未停止。笔者在现场仍然可以看到滑坡裂缝带，最宽处约有零点五米，裂缝带延伸大约六十米，从山坡上方一直延伸到场镇后缘。当地老人说，每逢下大雨，还能听到山体深处传来的“咕咕”声，那是地下水在岩层中流动的声音，也是滑坡仍在缓慢活动的证明。

消失的另外两个场址（第一、第二场址）

    小河场最初的两个场址，如今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根据《马嘴乡志》和老人们的回忆，第一场址位于今老场上游约一千米处的一个小平坝上，面积约八百平方米，建于清乾隆初年，大约是一七四〇年前后。这个场址存在了大约五十七年，直到嘉庆二年（一七九七年）被一场特大洪水冲毁。县志上的记载只有“嘉庆二年大水，荡然无存”十个字，但可以想见当年洪水的凶猛——整个场镇被冲得干干净净，什么也没有留下。

    第二场址位于石梁河右岸的一处台地上，建于清嘉庆年间，大约是一八〇〇年。这个场址存在的时间较短，只有大约三十年。据老人说，那一带匪患严重，经常有马帮和商人在路上被抢，甚至有人在场上就被劫走。虽然场镇组织了护商队，但终究难以保证安全，最后大家只好放弃这个场址，另寻他处。

    这两个场址目前均无地面遗存。笔者曾经试图寻找，但无论是询问当地老人还是实地踏勘，都无法确定准确位置。它们可能已经变成了农田，或者被茂密的植被覆盖，等待未来的考古工作去发现和确认。

四个场址的时间脉络

    综合以上调查，小河场四个场址的时间线可以清晰地勾勒出来：

     第一场址大约存在于一七四〇年至一七九七年，延续约五十七年，毁于洪水；

    第二场址大约存在于一八〇〇年至一八三〇年，延续约三十年，毁于匪患；

    第三场址也就是老场，大约存在于一八三〇年至一九五三年，延续约一百二十三年，因滑坡废弃；

    第四场址新场，一九五四年延续至今，已有七十一年历史，仍在存续。

     从一七四〇年到今天，将近三百年间，小河场经历了四次选址、三次搬迁。这样的经历在川黔边境的古驿场中极为罕见。每一次搬迁都是对生存环境的重新适应，每一次重建都是对生活信心的再次确认。小河场的先民们没有因为洪水、匪患、滑坡而放弃这片土地，他们只是换了一个地方，重新开始。

三、茶盐贸易：小河场的繁盛根基与经济数据

    小河场的繁盛，从根本上说，是由“川黔茶盐古道”支撑起来的。清初至民国时期，川盐入黔是西南地区最重要的物资流动之一，没有这条盐道，贵州数百万人的食盐供应就无法保障。

    据《四川盐法志》统计，清乾隆年间（一七三六至一七九五年），四川每年销往贵州的食盐额定水引一万一千一百六十六张、陆引六万一千零二十九张。所谓“水引”，是指沿水路运输的盐引，每引配盐五千斤；“陆引”则是陆路运输的盐引，每引配盐四百斤。两者相加，额定总量高达九千二百二十七万八千斤，约合四点六万吨。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按当时贵州全省人口约三百万计算，人均年消费食盐约三十斤，基本能够满足日常生活需求。这些食盐大部分从四川的自贡、犍乐等盐场产出，经綦江、涪江、乌江等水路运至川黔边境的口岸，再转为陆路，由马帮驮运，沿着茶盐古道进入贵州各地。小河场正是綦江—南川—道真这条支线上的一个重要中转站。

    民国《南川县志》记载小河场“铺户二十家，赶集三六九”。这九个字的信息量很大。“铺户二十家”说明场镇的商业规模——二十家店铺，在今天看来不算什么，但在当年深山沟里，意味着相当可观的货物吞吐量和资金流量。“赶集三六九”则说明交易的频率——每逢农历初三、初六、初九，以及十三、十六、十九、二十三、二十六、二十九，每隔三天一场，每月的集日多达九天。

    笔者以南川其他同类场镇——如大有场、观音岩场——的交易量作为参照，对小河场的贸易规模进行了估算。每个集日，场上交易的盐大约五百至八百斤，茶叶大约二百至三百斤，桐油大约一百至二百斤，此外还有布匹、煤油、针线、农具等各种杂货，合计也有数百斤。据此推算，全年的交易量约为：盐五至八万斤，茶叶二至三万斤，桐油一万至二万斤。这些货物主要通过马帮运输。当时一匹马大约驮运一百五十至二百斤，每个集日需要二十到三十匹马，一年下来，经过小河场的马帮约有二千至三千匹次。

    一位八十四岁的周姓老人是笔者在走访中遇到的。他的祖父曾在老场开杂货铺，他自己也在老场生活到二十多岁。他回忆起当年的情景，眼睛里还有光：“那时候逢三六九，街上挤得水泄不通，起码有三四百人。除了本地的，还有从贵州三元场、大磏坝来的客商，马帮一队一队的，马脖子上挂着铃铛，‘叮当叮当’响，老远就能听见。”以每集日三百人计，一年一百零八个集日，年客流约三万二千人次。这个数字在人口稀疏的山区是相当可观的——相当于三泉镇两万人口的百分之六十。

    场镇上还形成了一套严格的规约。据民国《南川县志》记载，小河场“设有公所，平斗秤，禁奸暴”，即设有市场管理所，统一度量衡，惩处欺诈行为。这种早期的市场管理制度支撑了小河场近百年的有序运转。笔者在走访中，从一位村民家中看到了一份民国初年马嘴乡联保主任许某制定的《小河场场规十三条》抄本残片。纸张已经发黄变脆，但字迹尚可辨认。其中规定：“铺户须明码标价，不得欺行霸市”，“客商货物过秤，公所以校准之秤称之”，“每集抽用钱贰文，充公所支应”。这些规条在当时属于相当先进的乡村契约管理——有规则，有监督，有惩罚。正因为治理严格、交易公平，小河场在川黔边境的深山沟里赢得了“交易较多、场规最严”的名声。商人们愿意来这里交易，因为这里相对安全、公平、有规矩。

四、放生河碑誌：碑刻数据与生态观

     在老场遗址下游约一点二公里处，放生河的溪流右侧，有一面陡峭的崖壁。在被青苔和藤蔓半遮半掩的石壁上，凿刻着一块石碑——“放生河碑誌”。这是小河场现存最重要的文字遗存，也是川黔边境地区唯一一处有实物遗存的河道生态保护碑刻。

    笔者对碑刻进行了详细测量和记录。碑面高一点四七米，宽零点九六米，厚约零点二米（崖壁突出的部分）。碑额“放生河碑誌”五个大字为阳刻篆书，每个字大约零点一米见方，即使在远处也能辨认。碑文为正楷阴刻，共十六行，每行大约二十四字，全文约三百八十字。刻工精细，笔画有力，应当出自当地较好的石匠之手。

    遗憾的是，经过一百多年的风雨侵蚀，碑文风化严重。笔者和同行者在不同光线下反复观察、拓印，共辨识出可读的文字一百五十七字，约占全文的百分之四十一。尽管残缺，但仍能读出主要内容：“……小河场旧有放生河，自某年立禁，至今百有余年……河内鱼虾，不许捕捉，若有违者，罚钱贰千文入公，仍重责三十板。外乡人不遵，送官究治……每年三月初八日，集资买生放生，永以为例……”（断句与残缺部分依据上下文推断）。

    碑文中提到的“罚钱贰千文”在清代中后期是一笔不小的款项。查阅当时的物价资料，嘉道年间的米价大约每石两千文。两千文正好可以买一石米，约合现在的一百五十斤。这样的罚则具有很强的威慑力——一次违规捕捞的代价，相当于一家人吃好几个月的口粮。再加上“重责三十板”的身体惩罚和“送官究治”的法律后果，可以看出当时乡民们保护这条河的决心。

    据碑文记载，放生河的禁渔制度持续了“百有余年”。从立碑时间推算，大致从清代中期延续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每年三月初八，场镇和周边村庄的人会集资购买鱼苗，在河中放生，并举行简单的仪式。这既是一种宗教信仰的表达——积德行善、福佑子孙，也是一种朴素的生态保护实践——维护河道生态平衡、保证下游农田灌溉和人畜饮水安全。

    这块碑的存在，告诉我们三件事。第一，清代的小河场已经形成了一个有组织的社区。立碑不是个人行为，而是集体决策，需要有人发起、有人出资、有人撰文、有人镌刻，背后一定有一个相对成熟的社会组织。第二，这里的人们已经有了朴素的生态保护意识。在没有环保法规的时代，这种自觉尤为可贵。第三，河流在当时具有重要的经济和社会功能。保护河流，就是保护整个场镇和周边村庄的生计。

第二章 周边的历史文化遗存

    小河场不是孤立存在的。它的兴起、繁荣和衰落，与周边半径十五公里内分布的几个重要历史文化遗存密切相关。这些遗存包括龙崖城、观音岩驿站、石梁桥、马嘴草原、马尿水瀑布等，它们共同构成了川黔古道的文化景观群，如同一串珍珠散落在群山之间。

一、龙崖城：南宋抗蒙军事要塞的实测数据

    从小河场仰望西北方向，可以看到一座拔地而起的山峰，那就是马脑山。龙崖城就坐落在马脑山顶，与小河场的直线距离仅二点七千米，但山路蜿蜒，步行大约需要一点五小时。城址最高点海拔一千七百八十四米，与小河场六百五十八米的海拔相比，高差达一千一百二十六米。从河谷仰望，城池隐在云雾之中，雄奇险峻。

    据二〇二三年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勘探报告，龙崖城的东西宽度在一百五十至二百一十米之间，南北长度在二百五十至三百二十米之间，山顶城墙围合的核心区总面积约五点六万平方米。这个规模与合川钓鱼城的核心区相近，足见其重要性。城墙残存总长约一千二百五十米，其中保存较好的一段长约四百二十米。墙体用条石垒砌，条石长零点八至一点二米，宽零点三至零点四米，高零点二至零点三米，每块石头少说也有上百斤。城墙的残高参差不齐，低处只有半米，高处达七米，顶部宽度在零点八至一点二米之间，可以供士兵行走巡逻。

     城门有两座——东门和西门。东门保存较为完整，门洞高二点三米，宽一点六米，深二点一米。站在东门前，可以想见当年士兵披甲执锐、城门紧闭的场景。东门内侧的崖壁上，刻着一块记功碑，高三点五米，宽二点四米，全文二百五十七字，用楷书镌刻。碑文记载了开庆元年（一二五九年）的抗蒙战事：“正月二十一日，贼酋重兵攻城，我师奋力拒之，斩首百余级……二月，贼再寇，我师乘夜斫营，获其旗鼓……”这是重庆境内现存最完整的南宋抗蒙摩崖石刻之一，字迹虽然历经七百余年风雨，但多数仍可辨认。

     城墙顶部形成了一条环城路，周长约两千九百米，宽零点六至一点二米。沿着这条路走一圈，可以俯瞰南川、道真两县的大片土地。东望是小河场所在的河谷，南望是贵州的群山，西望是金佛山主峰，北望是马嘴草原。据估算，守城兵力大约五百至八百人，可以囤积的粮草足够支撑三到六个月。这座城，是南宋王朝在西南地区抵抗蒙古铁骑的最后防线之一。

     龙崖城于二〇一三年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属于“川渝宋元山城防御体系”的一个子项。二〇二三年完成了申报文本的编制工作，目前正在进行遗址公园的规划，预计二〇二六年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正式申报。如果成功，这里将成为重庆继大足石刻之后的第二处世界文化遗产。

    龙崖城与小河场的关系，不仅仅是地理上的邻近。南宋末年，龙崖城守军的后勤补给——粮食、食盐等——部分来自小河场等古道场镇。明清以后，龙崖城虽然失去了军事功能，但作为一个区域性的地标，它吸引了大量游客和信众，对小河场的市场辐射起到了吸引人流的作用。可以说，小河场的繁荣，与龙崖城的影响力密不可分。

二、观音岩驿站：保存最完整的古驿站

    从小河场往北，沿着古道行走大约五公里，便到了观音岩。这里与小河场虽只有一山之隔，但命运却有天壤之别——小河场在沉寂中慢慢老去，观音岩却在近年迎来了新生。

    观音岩老街长二百一十米（全球定位系统测量），宽二点五至三点五米，路面铺着青石板，被无数行人的足迹磨得光滑温润。据记载，这里原有店铺二十七间、客栈六家、茶楼四家。现存较完整的建筑有十九栋，多为穿斗式木结构，其中清代建筑十二栋，民国建筑七栋。最高的一栋是三层吊脚楼，通高九点八米，依山而建，一半悬空，下面是石砌的柱子，是川黔古道沿线最高的木构建筑之一。站在楼上，可以望见远处的群山和近处的老街。

    观音岩的得名颇具传奇色彩。驿站后方有一块巨大的岩石，形态奇特，向前方伸展出来，恰如神龛的檐盖，为过往的行人遮风挡雨。后来有人在岩石下开凿了观音像，建起了观音殿，过往的商旅走到这里多会停下来歇歇脚，上柱香，祈个福，希望前路平安。久而久之，“观音岩”这个名字就叫开了。

     二〇一七年，观音村凭借其深厚的古道文化底蕴和保存完好的传统聚落格局，被评为重庆市首批历史文化名村。当年统计，村内户籍人口三百一十二人，其中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占了百分之三十一——像小河场一样，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了。但不同的是，近年来南川区政府投入约八百万元对老街进行了整修，修缮了十五栋建筑，恢复了八百平方米的青石板路面，还新建了一座游客中心。

     这些投入带来了明显的效果。据观音岩游客中心统计，二〇二四年这里接待游客约二点三万人次，二〇二五年增长至三点一万人次，同比增长百分之三十四点八。这些游客主要来自重庆主城区——大约占百分之六十五，南川城区——大约占百分之二十，以及邻近省份——约占百分之十五。老街上的糖糍粑、古井老茶、手工作坊重新开门迎客，昔日的驿站似乎又活了过来。

     观音岩与小河场位于同一古道支线上，观音岩是“前站”，小河场是“后场”。观音岩的成功活化——从二〇一六年一个无人问津的无名小村，到二〇二五年年接待三点一万游客——为小河场提供了可资参考的范本。如果小河场也能像观音岩一样得到保护和开发，或许也能走出沉寂，迎来新生。

三、石梁桥：百年单孔古桥

     从小河场新场出发，沿着石梁河南行大约二点二公里，便可以看到一座横跨在河谷上的单孔石拱桥——石梁桥。它是川黔古道上单跨最大的一座古桥，也是小河场所在古道最重要的道桥建筑。

    笔者对石梁桥进行了详细测量。桥型为单孔石拱桥，全长四十一点六米，其中两端引桥各约四米，主拱跨度三十三点六米。桥面宽七点二米，两边有护栏，护栏各宽零点四米。桥高二十四点三米——从水面到桥面最高点，相当于八层楼的高度。站在桥上往下看，河水在脚下奔流，让人有些眩晕。拱矢高十二点八米，即拱顶到拱脚的垂直距离。拱圈厚度零点八五米，券脸石——拱圈最外缘经过雕琢的石料——长一点二至一点五米，厚零点四至零点五米。石料是青砂岩，采自桥下游一点五公里处的一处采石场遗址，至今还能看到当年采石的痕迹。

    关于石梁桥的建筑历史，有一段颇为曲折的故事。早在清嘉庆八年（一八〇三年），乡民们就曾在这里建了一座桥，取名“如虹桥”——想来是一座造型优美的桥。可惜选址在河谷低处，几年后被一场特大洪水冲毁，荡然无存。

    整整一百年后的光绪甲辰年（一九〇四年），当地乡民再次合力重修。这一次吸取了教训，选址在更高的位置，基础更为牢固。民国《南川县志》抄录了当年修桥的序文，有一段话写得极为沉重：“两岸高峭，基跨穹崖，用力最多，费钱万余缗……设彩票会，建普善亭，功诚伟哉，劳亦至矣。”

     “费钱万余缗”——一万多缗铜钱。一缗是一千文，万余缗就是一千万文以上。这是什么概念？当时米价每石约两千文，一万缗可以买五千石米，约七十五万斤。如果用来支付人工，以当时建筑工人日均工资四十文计算，可以支付二十五万个工日。这意味着，建桥的工匠、小工、搬运工，加起来可能有一百多人，连续干了六百天。在那个没有机械的年代，这是一个多么浩大的工程。

     “设彩票会”——这个信息颇为有趣。一百多年前，为了修桥，筹资方式竟然是“设彩票”，跟今天的福利彩票差不多。可见当时的筹款方式已经很灵活了。

     桥建好后，在桥头立了碑，建了“普善亭”供人休息。普善亭已毁，碑现存于南川区博物馆。碑文全文约六百字，其中有一段令人拍案叫绝的话，将石梁桥与欧洲的桥梁做了一个比较：“吾闻欧洲之桥有高三丈、长二十丈，有长百余丈、宽七八丈者，其工巧远胜于我。然此桥亦穷乡僻壤之奇观，卧波如虹，窥岸若月，虽技艺不及欧人，而用心之苦、用力之勤，当不下于彼。”在清末那个风气渐开的年代，大山深处的乡民已经知道了“欧洲之桥”，并且有着“不要盲目崇拜洋人，我们自己也不差”的自信，这是极为难得的。

     百年风雨过去，石梁桥依然屹立在那里。桥身结构完整，拱圈没有变形，石缝之间连草都长得不多。桥面石栏有些已经缺失——原来的四十二根望柱，现存二十七根，剩下的十五根不知道在哪一次洪水或哪一年的运输中被撞掉了。桥头的普善亭已毁，但亭基还在，青石铺就的地面依然平整。二〇二二年，石梁桥被列为南川区文物保护单位。

    对于小河场来说，石梁桥的意义非同寻常。没有这座桥，川黔古道就无法在这里跨越石梁河，小河场就不可能成为贸易枢纽。桥与场，是一体的。

四、马嘴草原与马尿水瀑布

      马嘴草原位于马嘴山顶，海拔一千一百至一千四百米，草场面积约二点三平方千米，约三千四百五十亩——相当于三百多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这里原本是龙崖城守军牧马的地方，后来成为当地村民放牛的草场，现在则是一个夏季露营地。据二〇二五年统计，夏季的六月到九月，每逢周末，这里日均接待游客约八百至一千二百人，过夜帐篷约三百顶。露营地管理方年收入约一百二十万元，带动周边农家乐增收约八十万元。马嘴草原已经成为南川区高山生态旅游的一张名片。

    马尿水瀑布位于马嘴山西南麓，地理坐标北纬二十九度三分四十七秒、东经一百零七度十三分零五秒。这条瀑布的落差约三百零八米，宽五至十二米，丰水期宽度更大。流量受季节影响明显：丰水季的六月到九月，流量大约每秒零点五至一点五立方米；枯水季的十二月到二月，流量只有每秒约零点一立方米。瀑布下方有一个深潭，是水流长期冲刷形成的，直径约二十二米，最大深度三点八米。每年夏季，不少游客会到这里游泳、戏水，清凉解暑。二〇二五年，瀑布景点的游客量约四点五万人次，基本是户外爱好者和自驾游客，全年无门票收入，但有少量停车收费。

    值得一提的是，马尿水、马嘴草原、龙崖城、小河场这几个点，已经形成了一条长约十二公里的环线。部分路段为乡村水泥路，部分仍为土路，是南川区重点打造的“大金佛山一百七十八环线”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小河场在这条环线上处于末端位置，认知度远低于瀑布和草原。笔者对公开数据进行了一个简单的统计：二〇二四年至二〇二五年，在几大社交平台上，关于“南川马尿水”“南川龙崖城”的笔记超过一万二千篇，而提到“小河场”的不足二十篇，不到百分之零点一七。这也说明，小河场虽然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但还没有被游客“发现”。

第三章 小河场的当下与未来

一、今天的人口结构与经济数据

      小河场所在的马嘴村，是今天中国无数个“空心村”中的一个缩影。但数据也许更能说明问题。

     从大的范围看，三泉镇二〇二〇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常住人口为一万零九百三十二人，比二〇一〇年第六次普查时的一万三千四百七十八人减少了二千五百四十六人，下降了百分之十八点九。马嘴行政村的情况更为突出：二〇二三年户籍人口二千一百四十七人，但常住人口仅七百八十二人，常住率只有百分之三十六点四。在这七百八十二人中，十八岁以下的留守少年儿童有八十五人，六十岁以上的留守老人有三百二十七人，外出务工人员高达一千三百六十五人，占到了户籍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三点六。也就是说，每三个马嘴村户籍的人中，就有两个在外地打工生活。

    具体到小河场（新场），二〇二三年统计的常住人口只有二十九人。这二十九个人的年龄结构是这样的：八十岁以上四人，六十至七十九岁十六人，三十至五十九岁七人，十八至二十九岁两人，未成年人零人。三十至五十九岁的七人全部是女性，她们要么在家种地，要么在农家乐帮忙。十八至二十九岁的两个人只是偶尔回来，主要是春节和节假日。未成年人则一个都没有——全部随着父母进了城，在南川或重庆的学校里读书。

    场镇目前有四十二栋住房，其中闲置或常年无人居住的就有三十栋，占了百分之七十一点四。这些闲置房屋中，有十八栋建于九十年代以前，有的已经破败不堪，墙体外斜，屋顶塌陷。

    经济来源方面，七户从事传统的山地种植——玉米、红薯、土豆，户均年收入只有三千至五千元。两户经营农家乐——小河农家乐和柴火农家乐，二〇二五年的营业额分别为十二万元和八万元，净利润大约四万元和二点五万元。还有几户家庭成员在农闲时外出打工，季节性从事建筑施工、采茶等，人均年收入大约八千元。政府的低保、养老金等转移支付，占了部分老年人口年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以上。

    也就是说，小河场的留守老人，如果没有养老金，如果没有在外打工的子女寄钱回来，单靠种地，是无法维持基本生活的。

二、旅游发展数据与潜力评估

    南川区的旅游产业近年来增长迅猛。二〇二五年，全区接待游客四千七百二十一点三五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约二百三十五亿元。金佛山景区是核心，占了全区客流的约百分之三十五；山王坪次之，约百分之十二；“一百七十八环线”及沿线乡村占了约百分之十八。

    大金佛山“178环线”是一条全长约一百七十八公里的自驾旅游环线，串联了南川东部和北部的多个乡镇。三泉镇是这条环线上的重要节点。二〇二五年，三泉镇接待游客约五十八万人次，虽然只占全区的百分之一点二，但增长率高达百分之四十一——二〇二四年只有四十一万人次，一年增长了十七万人次。这说明，乡村游的增速高于核心景区，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到山里来，感受自然，体验乡村。

       河场在178环线中的区位是：距离环线的主路——省道一〇四线约三点五公里，有乡村水泥路连接。但最后两公里的路段非常窄，只有三点五米宽，两辆车交会都很困难，大巴车更是进不来。这是制约小河场旅游发展的最大基础设施瓶颈。

      笔者对百度搜索指数进行了统计。二〇二三年至二〇二五年，“南川小河场”的月均搜索量约四十五次，“马嘴草原”约一千一百次，“马尿水瀑布”约六百八十次，“龙崖城”约二百六十次。小河场的知名度在区域内极低。

    但观音岩驿站的先例表明，小河场是有希望的。观音岩从二〇一六年还是一个无名小村，到二〇二五年年接待游客三点一万人次，关键的变化只有几个：修了路、立了牌子、讲出了故事。小河场如果能够改善交通、增加标识、修缮一两栋老建筑做一个小型陈列馆，笔者估算，年接待量有望在三到五年内达到一点五至二万人次，可带动三到五户农户增收，户均年旅游收入可达三至五万元。

三、文化遗产保护现状与困境

     小河场目前没有列入任何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或传统村落名录。南川区文管所的资料显示，全区登记不可移动文物四百七十七处，其中古建筑类一百八十七处。小河场遗址因“建筑年代较晚、非典型、保存状况较差”而没有登记。小河场所在的马嘴村也没有列入传统村落名录——南川区目前只有观音村是市级历史文化名村。

     老场遗址面临着坍塌的风险。现存六栋建筑中，有两栋的屋顶已经部分塌陷。如果不进行干预，预计五到十年内，这些建筑将会以自然坍塌的方式逐渐消失。新场的闲置房屋中，房屋产权都在个人手里，青壮年产权人不愿意花钱修缮——因为成本高，修好了也不一定有人来住、有人来买。缺乏启动资金和项目抓手，是保护小河场的最大难题。

四、保护与发展的建议

     基于以上数据和调查分析，笔者建议采取分阶段的保护和开发策略。

     近期目标（二〇二六年至二〇二七年）：首先，对小河老场遗址进行抢救性清理——用木杆支撑已经倾斜的坍塌木架构，清理堵塞的排水沟，防止雨水浸泡墙基，在危险区域设置保护性标识。其次，在小河新场的入口设立一块解说牌，用图文并茂的方式介绍小河场的历史变迁和“放生河碑誌”的内容，让来到这里的游客第一眼就能读懂这片土地的故事。第三，开辟从小河新场到老场的三点二公里徒步步道，沿途增设放生河碑观景台，对保存较好的古道石阶进行保护性整修，让游客可以安全、舒适地走到老场遗址。第四，与专业机构合作，对“放生河碑誌”进行数字化拓片，争取完整释读碑文，供学术研究和公众展示。

    中期目标（二〇二八年至二〇三〇年）：将小河场申报为南川区文物保护单位或传统村落，争取纳入法定保护体系。修缮两到三栋老场建筑，利用它们建立“小河场茶盐古道陈列馆”，展示从废墟中收集的文物碎片、老照片、老地图和历史资料。改善最后两公里的道路，争取拓宽到五米，解决会车难的问题，让旅游大巴能够进入。开发“重走马帮路”的体验产品，将龙崖城—观音岩—小河场—石梁桥串联起来，形成一条闭环的徒步或骑行线路。

    远期目标（二〇三〇年以后）：如果龙崖城申遗成功，将小河场融入世界文化遗产的缓冲区，使其成为遗产展示的有机组成部分。发展两到三家精品民宿，提供古道主题的住宿体验——住老房子、吃农家饭、听马帮故事。恢复小规模的赶场民俗活动，每年一至两次，作为文化旅游节庆，让古老的场镇记忆在现代生活中重新活过来。

     站在石梁桥上，桥下清流如碧，百年不减昔日川流的豪迈。回头望去，那就是从茶盐古道走来的小河场。它从南宋抗蒙山城脚下的一处小小歇脚点，发展为清代民国时期川黔边境上“铺户二十家、集日客三百”的活跃驿场，再到今天仅剩二十九位留守老人的寂静村落。一组组数据揭示了它的兴衰：四个场址跨越约二百八十年，十九间店铺的街市萎缩为两家农家乐，上百匹马的驮运被汽车取代，上千人的赶场变成寥寥数名徒步者。

    但它仍然活着。石梁桥依旧承重，放生河碑还在崖壁上诉说当年“罚钱二千文”的禁渔故事，新场农家乐的炊烟在每个周末升起。小河场是川黔古道上为数不多保留了完整“五古”形态的活态遗产——古桥、古道、古场、古碑、古战场。

    在龙崖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宏大叙事中，小河场或许只是一个配角。但正是无数个小河场，才构成了那个宏大叙事的血肉。没有古道上这些一个个的场镇、一座座的桥梁、一块块的禁碑，龙崖城不过是孤悬山顶的军事工事，而非活着的文化景观。

    数据可以量化兴衰，但无法量化情感。那些残垣断壁下的石磨，那些磨得光滑的门槛，那些刻在崖壁上的碑文，都是数百年先民生活的印记。小河场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的历史，更在于它提醒我们：乡村的衰落不是宿命，每一处颓败的古场都可能在新语境中获得新生。

来源：南川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