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听姬神“星吉昭”的曲目，不知道有人知道New Age（新世纪音乐）吗？以前也曾听过一些New Age，记得最早接触New Age是94年读大一的时候听英格玛的《西元1990 谜》，当时我也不知道它属于哪种风格的音乐，只是被那神秘的宗教式呐喊所深深吸引着。后来网上去查了下，才恍然，原来星吉昭这个日本曲作家竟然与大名鼎鼎的喜多郎齐名为日本New Age的灵魂人物，这不仅让我回想起了喜多郎的《丝绸之路》，也把我的思绪扯回到年少时的梦。。。。。。
说到《丝路》，不免要谈下敦煌。敦煌是伟大丝绸之路的起点，曾经承接着中国古文化的历史使命，而今却已昨日黄花。我在想如果让大家选择旅行地点的话，也许很多人不会选敦煌。是的，对于这个熟悉而陌生的地方，它不如某些地方那样原生态；也没有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去为它粉饰；更没有青山绿水供你游玩。对于现在越来越多商业炒作的旅游名胜，它完全就是光秃秃的一片荒漠，残缺的留着一些石窟，珍宝早被洗劫一空，任由漫长的风吹日晒去湮没着它，我想，总有一日它也许会成为大地上的另一个废墟。但嘘吁之后，我却一直在梦想着去那个地方看看。从美学上来说，它一定没有什么可观性，而《丝路》里的曲子一直驱使着自己的灵魂——它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之一。
更可怖的是，我突然想到N年前曾拜读过余秋雨的《莫高窟》，此窟不说大家也该知道，它堪称中国四大石窟之首，它位于敦煌东南25里处。文中有一段很精彩：从哪一个人口密集的城市到这里，都非常遥远。在可以想象的将来，还只能是这样。它因华美而矜持，它因富有而远藏。它执意要让每一个朝圣者，用长途的艰辛来换取报偿。也许就冲这几句简短的概述，就令我心往不已吧。
道一段不知道大家晓不晓得的近代史：1900年春夏之交的一个早上，莫高窟的主持——王圆篆道士（没搞懂，当时一个堂堂佛教圣地竟会让一个目不识丁的道士来看门），在打扫石窟时发现墙壁上裂出一条缝，而里面隐藏着一个洞穴，洞穴里全是古物。他万没想到他在这一天，打开了一道轰动全世界的门户，一个永远的学术由此而诞生，更重要的是中国的荣辱也将由这个洞穴吞吐。
一笔流水账如此记载着：1905年10月，俄国人勃奥鲁切夫用一点点随身物品换取了一大批文书经卷；1907年5月，匈牙利人斯坦因用一小叠银元换得24大箱经卷、5箱织绢和绘画；1908年7月，法国人伯希和用少量银元换去了10大车，6000多卷写本和画卷；1911年10，日本人吉川小一郎用低价换取了300多卷写本和两尊唐塑；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又换去了5大箱，600多卷经书。。。。。。在如今看来，也许每个中国人心里都会愤慨，而当年的中国官员在做什么，难道他们不知道这些世界级宝藏的分量吗？当时的甘肃的学台叶炽昌建议藩台把这些文物运往省城保管，但东西太多，官僚们认为运费不低，于是，王道士一次次随手取一点出来，作为官场上的礼物送来送去。中国当时是穷，但只要看看那些官僚奢华的生活排场，就知道中国不会穷到筹不起运费那个地步！中国的官员也是有学问的，他们在窗明几净的案桌上翻动这些经卷，推测着它们的朝代，但就是没有赤心要好好地把这些宝藏遗产保护一下。他们文雅地捋捋胡须，道：下次再让那个王道士送几件过来，包一包，算是送给京城官员的生日贺礼。而欧美西方的探险家们不惜辛劳，千里迢迢赶来，那么好吧，不是没有运往省城的运费吗?那就运到伦敦、运到巴黎、运到彼得堡、运到东京去。。。。。。
当那些探险家拉着这些宝物离开中国时，回头看看敦煌远处夕阳西下的沙漠，那抹晚霞，是一个古老文化的国度在流血。其实我们没理由再去恨什么，那些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一钻就是几十年，没有文献，但文献的胶卷可以从国外买来，屈辱成为他们专研的动力。有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中国敦煌举行，会后一个日本学者沉重地作了个说明：“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这几年的成果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
其实我喜欢喜多郎的最主要原因是：他虽身为一个日本人，但他很客观地评介——中国文化是日本文化的根！一个日本人可以寻着古老的脚步来找到他的根，创作出那些大师级的作品来，那么作为国人的自己还有什么理由不去梦想到那个地方看看呢？即便它已残缺不全，但我想只要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在那里感应到辞暮老人最祥和的笑容。这就是一个我迄今还未达成的梦——去敦煌一次，也许我会怯怯地拿起我多年未碰过的画笔，正儿八经地写生一次。。。。。。

本想转喜多郎的一曲《丝路》，但感觉过于牵强，而这首也很好听，一个人静静地品，很像梦——它来自星吉昭的《月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