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1月,直七院首任负责人夏一之提出辞职,保育总会派杜彦桐接任直七院院长。此时,建院一年多来,直七院已有三十余名幼童因生活条件艰苦、医疗匮乏而不幸夭折。这个数字刺痛着每一位教职员工的心。杜彦桐上任后,首先为逝去的孩子们召开追悼会,既是对死者的悼念,更是对全体人员的深刻教育——让大家更加明确肩上保育难童的重大责任。
关于告知杜彦桐接充战时儿童保育会直属七院院长职务给南川协和学校的公函(南川区档案馆藏)
举行追悼会后,杜彦桐着手推动一系列改革。他提出实行“教学做”三结合和“知行合一”的原则,让孩子们既能学到书本知识,又能获得丰富的实践经验。教材改革随之展开,与抗战形势和社会意义无关的教本一律被替换,换成由三联书店出版的《抗战建国读本》。这些教材内容生动活泼,紧密联系抗战形势与社会实际,将民族意识与爱国精神融入日常教学。图书室也焕然一新,书籍变成了宣传全民抗战的通俗儿童读物、童话、故事、诗歌、抗日连环画册等。在杜彦桐的推动下,课外活动成为学生的第二课堂,成为“教”与“做”相结合的重要阵地,也成为学生自己教育自己的有效形式。孩子们在活动中既学到了知识,又增长了才干,锻炼了身心。尤为可贵的是,直七院注重培养学生的劳动意识。从幼儿班开始,孩子们学会自己洗脸、刷牙、洗手巾、穿衣裤、系鞋带;大一点的孩子自己洗衣服、打草鞋。院里还设有缝纫组,裁缝师傅教女生裁剪衣裤,让孩子们从小在艰苦的生活中学习实际本领,增强劳动观念。
1941年11月,教导主任张中屏辞职。杜彦桐借此机会,决定公开向社会各界招聘教保人员。此次招聘表面上是委托职业介绍所办理,实则大多由地下共产党员暗中推荐。谭紫光正是在此时被委任为教导主任,并受委托聘请教师。此后一年间,中共川东特委通过谭紫光,先后委派了七名共产党员进入直七院,以教职员工的身份隐蔽开展工作。他们在保育院内传播进步思想,组织抗日宣传,在战火中的摇篮里,悄然播撒着革命的火种。杜彦桐上任一年多,就把直七院的各项工作搞得井井有条,深得保育总会的赞扬。1942年元旦,宋美龄亲笔为直七院题写“南州冠冕”。
战时儿童保育会直属第七院关于暂时停收儿童的函(南川区档案馆藏)
民国三十二(1943)年6月21日,直七院一份暂停接收儿童的公函中,留下了这样一段档案记录:“本会近因开支浩大,捐款来源无几,经济拮据,对原有儿童之教养费已实感不易,无力再收容。不得已情况下,为维持现状,决定暂时停收儿童。”这份公函,既如实记录了直七院自身的艰难处境,也折射出战时儿童保育事业所面临的普遍困境。也正是这一年,南川保育院的孩子们义卖自己编织的草鞋,为印筹款救灾,展现了“自立立人、自助助人”的精神风貌。
南川保育院义卖草鞋为印灾筹赈(图源:1943年12月9日《西京日报》第三版)
民国三十二(1943)年,直七院发生了震惊南川的“马鞍山事件”。直七院老师白诗观在县城被捕,白仲山、金晓环在直七院被捕,同时囚于天主堂内院空房。马鞍山事件发生之后,一些进步老师被迫离院,杜彦桐当时正在重庆,其弟杜履芳打电话简述情况,杜彦桐连夜赶回院中查明情况。又即刻返回重庆,到保育总会向常务理事徐镜平汇报商量营救办法。徐镜平与杜彦桐来到冯玉祥家,向李德全汇报了马鞍山事件。李德全让杜彦桐马上写报告呈理事会,以保育总会名义发电报,并亲笔写信函,要求南川县政府县长宋继成立即放人。正月初一,趁敌人松懈,白仲山等人按照事前规划好的路线,沿川湘公路摸黑回到直七院,领了工资、换了便装,连夜离开马鞍山。
风波过后,直七院的教育并未中断。在日常教学中,思想政治教育贯穿始终,教职工结合各学科教学,将爱国意识与民族精神融入课堂。学生们勤奋好学、团结互助、讲礼貌、守纪律、爱劳动、艰苦朴素等优良品德蔚然成风。1946年2月,当震惊中外的“较场口事件”发生后,直七院的学生们在马鞍山举行了游行示威,喊出“反迫害、要民主!”“反内战、要和平”的口号。同年5月,县督学张祥书等三人来院考察,在听课、看作业、找学生回答问题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学生在掌握各科知识和操作技能以及遵守纪律、团结友爱等方面,达到了全县一流学校的学生水平,在分析认识问题方面居全县学生之上。”抗日战争胜利后,直七院于1946年6月撤销。杜彦桐、向国灵等人护送最后一批难童离开马鞍山,将他们移交给重庆保育总会。至此,这座在战火中屹立七年的摇篮,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