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佛山垦殖场：从垦务拓荒到国药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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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佛垦殖场的发展最早可追溯至民国二十六（1937）年刘雨若创办的金佛垦殖社，其后相继发展为金佛山移垦区、金佛山垦殖实验区，至民国三十五（1945）年改建为常山种植实验场。新中国成立后，该场历经多次隶属变更与名称更迭，先后由西南军政委员会、四川省中药研究所、重庆市卫生局、重庆市科委等机构管辖，最终发展为今日的药物种植研究基地。这一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历程，不仅承载了抗战时期安置难民、垦荒生产的时代使命，更赓续了我国中药材种植研究事业。

01/金佛移垦区时期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大片国土沦丧，千万民众流离失所，纷纷涌向大后方。南川籍留美农学家刘雨若怀揣“开放金佛山、增加抗战力”的志愿回到南川，致力于金佛山的开发与建设，以此贡献于民族救亡事业。

民国二十六（1937）年春，经国民政府有关部门同意，刘雨若在南川县三泉正式创建金佛垦殖社，宗旨明确为“着重安置难民，增加生产，增加抗战力量”。民国二十七（1938）年8月刘雨若为了扩大影响还在《四川经济月刊》推出金佛山垦殖专号，使金佛山垦务事业引起全国瞩目，并在国民政府中央赈济委员会的推动下在三泉成立金佛山移垦区，组建理事会和办事处，刘雨若出任办事处主任。

四川经济月刊金佛垦殖专号（图源：全国报刊索引）

为了管理更为规范的金佛山移垦区，先后设立四处垦场：第一垦场在半河乡观音岩，第二垦场在洋芋坪，第三垦场在东胜乡帽子山，第四垦场在马咀乡山羊坪。垦区向垦民拨付土地，并发放房屋、粮食、牲畜、农具及生活贷款等优待条件，为流亡难民提供安身立命之所。

进入民国二十八（1939）年，移垦区从筹备转入全面建设阶段，不仅完成了办事处建筑、荒地收买与租用、金佛山资源概况调查等基础工作，更着手进行制度建设。移垦区还制定了《金佛山移垦区移垦实施方案》、《金佛山移垦区办事处组织章程》、《金佛山移垦区办事处办事通则》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将组织管理、垦务推进和日常运转纳入规范化轨道。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实质开发也同步展开，包括道路扩建、要道桥梁修筑、苗圃创办、垦民招募与荒地清理等多项垦务齐头并进，金佛山垦殖事业初具规模。

02/金佛山垦殖实验区时期

民国三十（1941）年，国民政府成立中央农林部垦务总局，统一管理全国垦务事业。民国三十一（1942）年3月6日，金佛山移垦区改隶垦务总局，更名为金佛山垦殖实验区，成立管理处，刘雨若继续担任主任。这一时期，垦殖实验区的宗旨发生了根本转变——从原先为抗战与中央赈济委员会从事难民救济事业，于后方为难民谋自力更生之地，转向为研究实验垦殖整套应用学术，以定成新农村之建设。

日军占领了占世界奎宁产量90%的印度尼西亚后，奎宁作为战略物资被严控出口，来源几近断绝。在此背景下，中政校医务所开展了常山治疗疟疾的重点课题研究，并取得重大突破。随着常山治疗疟疾的推进，开展国药常山的大规模种植已成为了当务之急。金佛山是全国常山的主产区，条件最好，且距重庆相对较近，选择在金佛山开展大规模种植最为适当。金佛山垦殖区实验区管理处主任刘雨若至重庆与农林部沈鸿烈详细商议后，立即返回垦区，迅速制定了常山种植方案，当年即开展了大规模种植。

1943年8月6日，国民政府中央农林部发函请金佛山垦殖场实验区与军医署洽商常山种植事宜（南川区档案馆藏）

此后，金佛山被确定为全国唯一的常山种植基地，垦殖实验区正式成立常山栽培会，并在洋芋坪第二垦场及德隆场等地设立五个分会，开始系统开展常山栽培研究，标志着金佛山正式开启中药材种植。

03/金佛山常山种植实验场时期

民国三十四（1945）年，民国政府撤销了垦务总局，全国各垦区交由地方政府接收。因为金佛山垦殖实验区管理处是全国唯一的国药常山种植之地而得以保存了下来，在金佛山垦区基础上成立了专业的“金佛山常山种植实验场”，隶属于农林部中央林业实验研究所。

民国时期农林部中央林业实验所常山种植实验场——常山苗圃（南川区档案馆藏）

常山种植实验场在设立常山汉堡苗圃，专门培育常山种苗，同时在金佛山肖家沟、茅草坝、槐坪、肖家沟、白雾坪等地设立四个工作站，专门开荒种植常山，全场面积达1000余亩。当时人员紧缺，只得大量雇用临时工，而且技术力量薄弱，设备简陋，工作站多租用民房，条件十分艰苦。民国三十六（1947）年，常山种植实验场收集的上百种野生药用植物进行种植，标志着药用植物标本园正式成立。常山种植实验场的药材种植研究事业却为新中国药物研究保留了珍贵的火种。

回望金佛山垦殖场的发展历程，从难民安置到垦殖实验，从常山种植到药物研究，其数次转型始终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它不仅见证了抗战时期大后方建设的艰辛探索，更在中国中药材研究史上书写了不可磨灭的一页。

来源：南川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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